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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立获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赛大
发表时间:2020-05-21 16:31

  大赛评委的颁评价是:“长城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题材,大多数只是表现建筑,很有距离感,这组图片却将人、历史、建筑非常好地结合起来。”对田立而言,“长城是主题,却并非主体”,他的镜头对象从“墙”转到“人”。在田立的镜头里,长城是活生生的族谱和近在眼前的生活。这样的视界不仅对外国人新鲜,中国人也感到迥异。

  做过记者、当过编辑的田立,如今深感幸运。不是因为获,而是因为兜兜转转这么多年,他终于找到愿意用一生去阐释的主题。

  初冬的沈阳,呵气成雾。田立那套1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中,却是一片红火。采访、讲课、合作,电话铃声不断……田立的生活在这次得后越发忙碌起来。这个结果,若放在7年前的那个深夜,他是怎么也想不到的……

  2000年田立从辽宁画报出版社辞职,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商业经营并不成功,他一有时间就往外跑,在山野里寻找摁下快门的灵感。对摄影人来说,这样的冲动几乎出自本能,与无关。

  与辽宁两省间的长城,走势变幻,忽而探入、忽而绕道辽宁。行走其间,田立总会觉得,仿佛置身当年的战火边关,“常常忘记时间”。待到回过神来,天已漆黑,他匆忙找地方投宿,车子开进了一个山多弯、没有灯光的小村。一个粗犷的男人打开大门,借着手电筒的光,男人看到田立身旁的摄影器材,爽快地笑了:“是来拍长城么?你可算找对人了!”

  说话的男子叫张鹤珊,小村叫城子峪,在抚宁县。摄影师的让田立干脆在村子里住下来。原来,这个村子完全因长城而生。

  据说,1568年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后,为全面长城,从浙江义乌、金华等地调集精兵强将,并允许外地官兵的家属随军守边,城子峪最初就是长城驻军的“火药库”。为了防止外敌入侵,他们将民居和长城修成了一个攻防体系,民居的窗户、布局全部根据战事需要修建。长城修成后,戚继光将楼台分给各家各户,并以各家的姓氏命名。这些家庭因此定居下来,繁衍至今。除了城子峪村外,在秦皇岛境内374.5公里的明长城沿线,还有董家口、花厂峪等158个自然村聚居着当年长城守军的子孙。

  城子峪长城上,至今屹立着张家楼、李家楼……平日里,张鹤珊就以长城员的身份,延续着先辈的遗志,守着祖先留下的东西。28年里,他每天步行几十公里,防止有人在长城上偷砖盗瓦。

  眼见着城子峪与长城千丝万缕的联系,感受着张鹤珊身上至今流淌的长城血脉,田立攥紧了手中的相机,按捺不住兴奋:

  大妈们包着波罗叶饭,这饭是当年专给城墙上士兵吃的;老奶奶手拿烟袋,讲起守城将士取暖用的火盆,现在村里人冬天都离不开它;年迈的羊倌身边,那些健硕的山羊则是驮砖上山修长城的“功臣”后代;院子里存放着在城墙下发现的箭头、火炮中的铁蛋……

  从2001年开始,一年、两年……连续五年,田立一有空就往城子峪跑。处得熟了,有什么事,老张便会主动给田立打电话。“东庄的王大妈没了”,田立便爬上民居的院墙,拍下长长的丧葬队伍;除夕前夜,田立也匆忙赶到,望着一队围着碾子又唱又跳的妇女惊叹不已,这是“踩街”,对这一年中所有为人做过贡献的东西,包括碾子、牲口圈表达;甚至深夜,田立家的电话铃也会响起,那是老张告诉他,下雪了……

  “很多东西,可能稍作停顿就消失了。比如村子的南大门,我每次去都会觉得它变得更窄,越来越多的老屋被水泥房子取代,年轻人纷纷放弃种田,外出打工……”对村民来说,生活场景一天天地变化,“长城”二字,更多地变成了一种。

  “兄弟,我儿子找着媳妇了。我得跟祖报报喜,今年的祭祀得大办!”腊月廿五,田立提前赶到城子峪,一边跟着张鹤珊采购供品,一边摁动手中的快门。

  腊月廿八一大早,张鹤珊一大家子人朝着祖先留下来的长城“楼子”出发了。太阳刚刚探出山头,张家楼前,张鹤珊恭敬,敬天、敬地。朝阳、古楼、跪拜的人群……在十米开外的田立看来,眼前这幅画面似剪影般迷人,有一股说不出的情感张力。田立突然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之链,才是长城留给子孙最牢不可破的财富。

  在中国美术馆收藏着这样一张照片:足球场大小的空地上,躺满了被“肢解”得七零八落的木头,高囱分布在空地四周,“鼓足了腮帮子”吐出滚滚浓烟,浓烟几乎遮住血红的夕阳,而照片的一角,一座并不起眼的矮木屋前,一个男子正抡圆了斧子,准备继续“”……俄罗斯油画般的凝重,让人在看到照片的第一时间倒吸冷气。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走进,却第一次被这种的画面震撼。”原本为拍风光而来的田立,在见到烧炭场的霎那改变了主意:拍下这个森林“坟场”,不能让它在里继续“”。

  炭场主人一再强调,这个炭场有经营许可,用的都是朽木。但眼尖的田立还是发现,在那一堆堆“待宰”的朽木底下,却埋着更多露着新鲜年轮的实木。“这里,一定还埋着更多故事!”

  田立佯装游客,在炭场的每一个工序前停留、观察,和工人唠嗑。这一聊,果然有发现:这些民工大都来自内蒙、的偏僻农村,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装一袋碳挣1角2分钱;晚上只能在寒冷的小屋中蜷曲着过夜……工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有的努力,只是在让“绿色”变成“黑色”,再变成,源源不断流进老板的口袋……

  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组作品将会掀起如此大的风波:感同者纷纷扬起的拳头,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摄影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别人”。田立听到这话,被激怒了:“没调查就这样说话,太不负责任!我对得起自己的!”

  对摄影师来说,镜头就是眼睛,眼睛直通心灵。这个时代,有的摄影师不在少数。曾经,摄影师易斯·海因拍摄的《纺织女童工》揭开了工厂主压榨童工的,直接促成美国《使用童工法》的通过;印度摄影师维纳·比绍夫对所做的摄影报道,则为饥民赢得了小麦……这些事情一再证明,影像的力量有时远远大于人们的想象。

  《失去的绿洲》面世几年后,各类项仍然不断找上门。今年11月,在文化部主办的第八届中国艺术节上,《失去的绿洲》又荣获全国群星大。田立也再次来到,想看看当年的炭场如今“下落”如何。可他按照当年的线笔记寻找了许久,出现在眼前的却只是一片平地。一位过的大姐告诉他:“这里过去是烧碳的,后来来人,用推土机都给推平了。”至于原因,大姐说,听说是一组图片引起的。

  这么多年,田立一直靠着自己的摄影工作室维持所有的日常开支。每个月的收入,扣除房贷、员工工资,所剩无几,但他仍然“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以前,田立总是大年初二到老丈人家“尽完义务”,便扛着相机出,现在经常连“义务”都不尽了。妻子不乐意了:“要我看啊,搞摄影的人,最好是不要结婚!”田立在一旁只能憨憨地挠头:“不出去,怎么能发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那次,鹤珊陪着我在村里逛荡,过曾经拍过的一户人家,我说去看看大爷大妈吧,鹤珊嘟哝了一句,‘没了’。”翻着自己拍的“长城”,田立不停地叹气,“越往后拍,这种危机感越重,很多东西,再不拍就真的没了。《失去的绿洲》也是,的炭场关闭后,我总觉得还有地方没说透,又在别的地方找到类似的炭场,断断续续拍了两年。心疼啊,绿色越来越少。难道只能等到在博物馆看到标本的那一天,我们才开始后悔?”

  田立说,城子峪村的拍摄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他要跨过,进入河南、山西、陕北、嘉峪关一带,再用3年的时间,选几个村子作样本,把“长城”这个题材做大、做深。“也许不能穷尽,但最少,尽我所能地将现存的东西记录下来。作为一个摄影人,一生总该为社会留下点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