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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or“转圈”:后疫情时代县域经济发展的
发表时间:2020-06-13 16:59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高祖刘邦在故乡沛县,唱起了这首《大风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魏武帝曹操在昌黎县,写下了这首《步出夏门行龟虽寿》,这是一代枭雄老当益壮、积极进取的故事。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临潼县,写下了这首《长恨歌》,这是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爱情故事。

  “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出生于重庆巴县的作家席慕蓉,写下了这首《乡愁》,这是一位远在他乡的游子思念故乡的故事。

  “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濮阳南乐县“小岳岳”唱起了这首《五环之歌》,这是一个小镇青年成功逆袭的励志故事。

  有人说“北上广深是中国的幻象,县域才是中国的本色”。在近期结束的上,总理的话还萦绕在耳:“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而这6亿人90%以上都集中在县域。正可谓“民为邦之本,县乃国之基。安邦之难,难在固本;之难,难在强基。”

  作为我们很多普通人孩童时期生活的地方、长大后那一抹抹淡淡的乡愁,县域包罗着万千相。同样的,作为中国制造的第一线、“世界工厂”的舞台中央,县域经济在疫情冲击之下,也呈现出万千相。

  提到县,我们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郡县制”。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曰:“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不过,对于县来说,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国,楚武王熊通消灭了权国,改权国为权县(今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并选拔人才做县伊,这是中华县制之肇始,权县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县;郡制起源于秦国,秦穆公九年,晋公子夷吾对秦国使者谈到“君实有郡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秦穆公自有其郡县”,这为秦国设郡的最早记载,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郡制的记载。

  遥想嬴政当年,六国始灭了,雄姿英发。,谈笑间,却道愁上心头。统一全国后,让秦始皇最为发愁的问题是如何去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参照西周进行分封制,还是按照春秋时期已经发展的郡县制来加强?因为这个事,秦始皇那是彻夜难眠,佳丽三千尽无感。于是,秦始皇就召集百官来商议此事,众官员异口同声地说,燕、齐、楚等领地离秦国实在太远了,不好控制,应当采用分封制,立室为侯王,到当地去镇守,这样才能放心。秦始皇听后,觉得这有道理,毕竟“血浓于水”,分封自己的23个儿子到各地去做藩王,天下还是自家的。

  就在这时,九卿之一的廷尉(相当于现在的最高院长)——这位未来大秦帝国的丞相,不想再隐于朝,他引经据典,说周武王依照分封制,广立室及前王,随着时间流逝,不少诸侯国就有了反叛,毕竟诸侯国的军事、、税赋都是管理的,掌握了足够大的,加上自身实力于周王室之上,难免会期望获得更大的。这就导致了东周500年的春秋战国大时代,周王室也就名存实亡。因此与其重置诸侯,还不如推行现有的郡县制度。

  秦始皇听完的发言后,不禁思绪万千,以他的雄心,是绝不会让他的后代沦为傀儡,就像他自称始(功盖三皇五帝),后代为二世三世直至千世一样,因此他力排众议,采纳了的观点,采用郡县制的方式来进行中央管理,分天下为36郡(后来扩大为48郡,各郡辖县若干,郡守、县令均由朝廷任命,随时轮岗,防止割据互斗)。由此,秦始皇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分封自己儿子为王的。

  历史总是那么,强大的秦朝在历史长河中只存活了14年,后世学者认为主要是秦朝的造成的,但也有一部人认为秦始皇没有“分封诸王、以屏室”也是秦朝的原因之一。

  我国的县制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朝,兴盛于当代,历朝历代的各行政层次都有较大变化,唯独县制却无朝废设。可以说,县是我国最为稳定的行政层次。

  如今,对于我国每一个地区来说,几乎都有数量庞大的县,县域经济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亮点,成为“六保”的主力军。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底,中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851个,其中:市辖区970个、县级市375个、县1335个、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3个、县级特区1个、林区1个;全国县域内陆地国土面积近90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94.0%;全国县域内人口约为10.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9%;全国县域经济的地区生产总值约为46.5万亿元,占全国的51.7%。

  以来,年轻的县域,总有那么点不安分,一直活跃在“世界工厂”的舞台中央,成为缔造“中国奇迹”的秘密“武器”。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和义乌模式,这些最为典型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更是与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在同全球经济的联系中成为“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8年,全国400强样本县(市)地区生产总值总额达到20.2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22.5%;而2014年,400强样本县(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6.4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25.8%。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是中国县域经济独步全球的时代:昆山的笔记本电脑、南通的家纺、诸暨的袜业、义乌的小商品、永嘉的钮扣、嵊州的领带、永康的五金、绍兴的轻纺和化纤、海宁的皮革和服装、温岭的汽配、乐清的工业电气、瑞安的汽摩配、晋江的运动鞋服、南安的建材水暖,这些产业集群是本地的经济根基,是全球商品的源头。

  高峰时期,昆山出货的笔记本电脑产量占全球的近50%,南通制造了全球60%家纺,温州市的打火机占世界总产量的70%,嵊州的领带产量占全球市场的30%,诸暨大唐的袜子产量占世界市场的30%、山下湖镇的淡水珍珠年产量约占世界交易总量的75%;全球超过60%的圣诞商品均来自义乌;全球20%的运动鞋产自晋江……

  小镇青年是最近几年频繁出现的一个词,一般指的是年龄在18-26岁之间,工作生活在3-6线城市和村镇之中的年轻群体。可以说,县域是小镇青年的最大聚集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小镇青年数量已经达到2.27亿人,是一二线倍以上。

  小镇青年是收入不高却敢花钱的一类群体。大多数小镇青年生活的县域,房子不贵,职场轻松,因而比一二线城市的青年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更低的生活成本。统计数据显示,小镇青年的平均每月支出为2150元,与一二线城市青年的月支出差距并不大。WASSUP 、BEASTER 等“国潮”服饰品牌,OPPO、vivo等国产品牌手机,佰草集、美加净等美妆产品,比亚迪、奇瑞、宝骏、江淮等国产品牌汽车等等,都是小镇青年的最爱。例如,受益于小镇青年的崛起,2019年,OPPO和vivo手机出货量分别达到6570万台、6270万台,在中国市场排名第二和第三名,仅次于华为。

  小镇青年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最为活跃的一类群体。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小镇青年成为快手、抖音等移动App的主力,还为拼多多、趣头条的崛起贡献了重要力量。小镇青年很愿意“晒消费”、“晒生活”、“晒照片”,喜欢分享互联网内容的人达六成以上。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当下主流短视频平台会在短时间内取得高速增长。2018年,小镇青年在快手上发布了超过28亿条短视频,视频播放量超过26000亿次,获赞数超过800亿条,获得了超过180亿条评论。

  小镇青年是一群活跃在县域里的普通人,他们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正在成为未来中国消费市场和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004年10月,美国《连线》主编克里斯安德森提出了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长尾理论。根据长尾理论,最赚钱的并不是服务那些头部的“高净值”用户,而是那些占人口总规模比例大、相对普通、收入水平一般,但是却能够带来巨大流量的人群。而小镇青年就是那一类群体。

  我国在通向世界工厂的道上一疾驰,却倏忽间发现,我们已经站到了世界制造的舞台中央,人口红利消散叠加全球经济低迷,国际产业梯度转移步伐不断加快,我国县域经济增长动力开始不足,增速逐步放缓。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9)》显示,我国县域经济增速总体呈现向下回落态势,2018年,我国400强样本县(市)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同比增长7.03%,相比2017年增速回落0.54个百分点,而全国只回落0.2个百分点;2014-2018年,我国400强样本县(市)地区生产总值由16.4万亿元增长到20.2万亿元,但占全国的比重却由25.8%下降到22.5%。

  从1991年开始,每年总会有一个牵动全国2800多个县域神经的事情发生,那就是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排名。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到底有多少家单位发布了百强县(市)排行榜,这些单位有国家统计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有赛迪顾问,如此等等。但在汗牛充栋的“百强县”榜单中,唯一不变的是,全国县域经济百强仍然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如,2019年,苏浙鲁三省百强县(市)数目达62席。这些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百强县,如昆山、江阴、张家港等,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常年稳居百强榜前三。

  然而,平静之下必有暗潮汹涌,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代,到当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贸形势严峻的后疫情时代,叠加企业成本约束条件趋紧,县域经济的发展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内忧外患。其中,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东部沿海地区首当其冲,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经济的出口比重下降几乎成为整体趋势,我国县域经济整体步入的转型期。对比江浙两地的百强县出口占P比重可以看到,自2008年以来,大部分县(市)的比重都在下降,对外依存度也在逐步降低。

  当40多年的经验已不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当“中国奇迹”需要注入新的源头活水,在这股巨大的时代背后,是中国大大小小将近3000个县域,都在迫切寻求产业转型升级的“良方”。这一点,从昆山、乐清、晋江等百强县“优等生”的实践操作,可以“见微知著”。

  昆山,作为中国县域经济的“龙头”,给自己定下了“2020年的昆山”在经济规模总量、产业结构优化、城市发展水平等方面,赶上“2008年的深圳”的决心,重点打造光电、半导体、小核酸及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四大高端产业,在人才引进、公共平台建设、产业空间布局等方面“下了血本”,目前澜起科技、纬创资通、富士康、华为、中软、中科曙光等知名企业相继与昆山结缘,“设计——制造——封装测试——材料及配套设备”的半导体产业链加速健全,推动从“昆山制造”向“昆山智造”转变。

  乐清,作为“温州模式”的主要发源地、民营经济的先发地,基于工业电气的产业集群基础,打造先进智能电气产业集群和数字经济发展先行区。目前,乐清规上工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比重为26%,高出浙江省平均水平1倍多,千亿级电气产业集群正加速数字化转型,目前衍生出了10个初具规模的数字化子集群。如,智能电气领域,300多家企业生产智能化的电能表、断器等数字产品;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领域,合兴、致威等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控制模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伦特机电的气化炉表面温度传感器应用于核电站项目;半导体领域,拥有半导体封测厂商和睿电子、单晶炉设备制造商晶泰科技等一批领军企业……截至目前,乐清全市超万家企业“上云”。

  晋江,作为“晋江模式”的发祥地,在经历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以纺织服装、制鞋等为代表的“晋江制造”进入调整期和转型期。近年来,晋江重点打造集成电、汽车制造、光伏电子、石墨烯等产业链项目,积极引进了晋华集成电、矽品电子、美国芝奇国际、福建海峡石墨烯产业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重点企事业单位,推动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哈工大等晋江分支机构先后与晋江制造企业合作实施超百个产学研合作项目,打造发展新动能。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内外贸易的急剧变化削弱了我国县域经济界工厂中的重要地位,“转型”还是“转圈”是摆在众多县域面前的一道难题,但这并没有消弭这些区域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创新。相比内陆封闭型县域经济,那些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网络、用的姿态来迎接未来更多不确定性的县域,也就拥有着更的产业转身的能力,经济发展的韧性也就更加强大。

  县域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灵活,可以举全县之力“快准狠”地进行单点突破,只要选对了方向,就容易在一个细分领域打造出特色,形成“钉子优势”。但县域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艰巨挑战:区域空间的,产业发展层次不高,城镇化发展总体滞后,人才、创新等高端要素的匮乏等。有限的发展空间与人口等发展要素,导致一个区县往往是“倾尽全力”,方能在某一领域打造形成一定优势的特色产业,但由于发展的惯性——往往难以及时打造支撑经济发展的“第二条腿”,当自身的支柱产业因外部变化而发展乏力的时候,就少了腾挪的空间,也缺少了不断创新的条件。

  但“命运之门早已打开,剩下的就是去紧握着这属于自己的命运”,当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圈,发展的天花板也随之打开,产业创新的想象空间也在放大。我们从人口和P两个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硬指标”来看,融入都市圈的百强县,经济发展的现状要明显好于其他百强县。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依据《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9)》对百强县的排名,上海、宁波、南京和杭州都市圈范围内的百强县有16个,平均人口增速为0.46%,经济增速为6.77%(2019年)。反观非都市圈百强县市(28个),人口增速仅为0.09%,平均经济增速也较都市圈内的县市低0.3个百分点。

  近年来,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背靠杭州的诸暨找到了新的抓手——“与杭同城”三年行动,加快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推动“临杭城市”向“融杭城市”转变,无不彰显着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圈的决心。而位于上海都市圈的嘉兴,在引进内外资方面的数量和成绩仅次于杭州、宁波等经济强市,几乎每年都有几个世界500强的大项目落户。据统计,目前落子嘉兴的世界500强项目已经达到89个,这就是靠近都市圈带给县域经济的实实在在福利。

  那些融入“世界工厂”的县域经济,荣光缀满城池,梦想充满原野,从未曾停滞的奋进,将在何处找到转机,或更加的天地?后疫情时代,创新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唯一答案,唯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