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铿锵蔷薇:深圳女工故事
发表时间:2020-06-17 19:29

  两边准时坐满了人/叫它走来叫它停/流过成为心爱的礼物/伴随着我的青春/一起成长/机器跟人一样会累/一针一线/织出美丽/机器跟人一样会累/流水线不停的转动/没有了它就赚不了钱/没有了它就赚不了钱/踩来转去哒哒呜/红蓝绿紫拼一起/春去秋来温暖妳/陪伴我们/一辈子/机器跟人一样会累/一针一线/织出美丽/机器跟人一样会累/流水线不停的转动/没有了它就赚不了钱/没有了它就赚不了钱

  2018年冬天绿色蔷薇成立三周年那天,我第二次去深圳横岗牛始埔。丁当告诉我,上午姐妹们去社区义卖,做反家暴宣传,下午在机构里包饺子、举办文艺汇演。牛始埔原来叫“鳌池埔”,传说以前有块大池潜着一条大鳌,见者一生飞黄腾达。有的巷道正在整修,打桩机将水泥面凿成一个个坑洞,黄褐色的土地裸露出来,看上去像无数个鼠窝。刚刚下了一整天的雨,泥浆和垃圾使整条糜烂难行。

  “绿色蔷薇”全名叫做“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取名“绿色蔷薇”是源于“面包与玫瑰”的妇女节口号。玫瑰则是的象征——蔷薇是玫瑰的一种,绿色代表有生命力。负责人丁当希望姐妹们可以活出蓬勃的生命力,获得应有的。

  名字虽长,地方却不大,一栋五层楼的居民楼,丁当租了第一层的一半。在绿色蔷薇搬到这里之前,这个地方是一个网吧。除了外墙上有一个圆形的“绿色蔷薇”标识的灯牌外,外表看上去这里与周围居民楼并无差别。附近有较密集的厂房,近几年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厂逐渐迁到内地,周围的人转做服务业。租金由六百到几千不等,有些住户觉得挺贵。

  绿色蔷薇的空间显得拥挤。一进去是活动区,中间有个碍眼的承重柱,贴满了姐妹们的活动照片,绕过它是一张大书柜和白色长桌——占据了空间里最核心的。最显眼的是窗户上挂的一块泛黄的白布,满是孩子们的五颜六色的和涂鸦,正上方用红色颜料写着“不要”四个字。

  再往里走,有个狭长的工作室。进门左墙上有一张手工制作的鸣谢栏,写着:中国社科院教授卜卫、演员伊能静、青年艺术家曹斐、中国妇女等字样。最新一列写着“中文大学(深圳)社会实践中心”。他们都曾帮助过绿色蔷薇。

  这天,房间里挂满了星星灯、彩带和气球。深圳本土“重D音乐队”弹唱着吉他,庆祝绿色蔷薇成立三周年。乐队和绿色蔷薇的姐妹们合写过一首《深圳之恋》。其中有一句是:夜色下的霓虹令人沉醉,犹如山楂泡在水里的滋味。

  此刻二十余人坐在柱子一边沉浸在歌声里。丁当坐在后面,身着一件定制的橙色T恤,招手让我找个坐下。大家轻声和着曲调,我努力分辨歌词,大概有“家”、“远方”、“霓虹”、“”之类。观众有男有女,还有孩子正在母亲的膝盖上玩闹。丁当说他们有些是附近的居民。每次举办活动只要人想来,丁当都开门欢迎。

  丁当1988年出生在甘肃甘谷的一个农村,她说她是一个已经三十岁而且特别焦虑的80后。她小时候从没挨过爸妈的打,长大后父母也总是尊重她的选择。14岁她去打工,16岁南下深圳,23岁异地恋结婚,28岁离婚,父母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18岁以后,丁当就从工厂辞职做起了公益。2015年5月,丁当站在TED演上追述过那段工厂经历:“我每天是工作12小时,每月要工作26天。然后我们在这个工厂里面管得特别严,包括我们现在在生产这些东西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会在那里计时,来看你一分钟可以做多少产品,然后就可以出一天你可以做多少产量。如果这个产量你没有达标,那你就要义务加班,就是志愿者,志愿者就是免费干活。因为我们天天加班,天天加班,我们所有的工资主要是靠加班得来的。我拿到最高的工资就700多。

  “有一次我觉得自己有价值,是因为我们那个流水线不停地流动,但是我的手特别快,我把所有的产品,在非常快速的流动中,我准确无误的放到那个盒子里面。你们能做到吗?你们做不到,我告诉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能做到的事情你们做不到,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还是有价值的。”

  在那次里,丁当在众多观众面前以女工的身份介绍自己的经历,站在TED演上的她显得与平时很不一样,她紧张到一度忘词,声音都有些抖,但她仍然努力使藏在口中的话一字一句地往外吐露。

  她常去工厂图书馆借书,最钟爱《简爱》和《平凡的世界》。她记住了《简爱》里的一句话:“我贫穷,,不美丽,但当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来到面前时,我们都是平等的。”一次偶然机会,丁当接触了一家劳工公益组织,她加入了文学小组写工人故事。丁当经常在那里和姐妹们谈天说地直到深夜十一二点才回到宿舍。那段时间丁当除了上班就是往外跑,大家都以为她恋爱了。2006年,丁当正式加入了那家公益组织。她做了将近十年,先后参加了姐妹小组和工伤小组。工伤小组的经历给了丁当很大的震撼。“那些工人太善良了,他们会觉得受工伤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就觉得我自己对不起老板,所以我当时就想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当时看那个龙应台的书,我其实还蛮喜欢她的,她写的一本书,里面有一篇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然后我就想你为什么不生气不?!”

  她去探访过一位广西大哥,整个右手都不见了。“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不想活下去,因为他不敢告诉父母,他怕父母担心,然后他治疗,打针,然后把所有的饭菜一脚踢到地上,他不想跟这个社会有任何关系。后来我们很多工友去探访他,工伤工友互相鼓励去走出这个困境。他经常会有幻肢,总觉得手还在,比如说他去系鞋带,他就会用双手去系,但是他很快发现,手是不见的。比如说吃饭,写字,我们都是用右手,这些他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头学。”

  工作的积累,让丁当萌生了自己创办一家公益服务机构的念头。2015年,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牛始埔成立了。经费来自爱心人士的捐款、与基金会或的合作。2018年9月绿色蔷薇还在微信上众筹了“我的身体会说话”反家暴项目资金。

  机构设有儿童活动区,图书借阅,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和作业班,不定期开办。丁当尤其喜欢开设各种艺术工作坊,虽然对乐理等艺术专业知识一窍不通,但是她一直用艺术的方式做工作。女工最牛戏剧小组是其中时间最长、最受关注的一个小组。丁当聚集姐妹们一起排演性别平等戏剧,一起创作女工原创歌曲,一起跳反对的舞蹈。

  所谓的“排演戏剧”就是女工们围绕性别平等、反对家暴等主题倾诉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然后将其中的故事变成戏剧情节,在舞台上演出。用戏剧的方式,诉说真实的故事,让日常生活中必须被压抑的情绪用表演的方式出来,这种直截了当又洋溢的艺术形式令姐妹们着迷。现场情绪最激动的往往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倾诉自己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的时候,有些人甚至说着说着就难以自抑地哭了。有一个姐妹曾经这样形容当时的感受:“当尘封的记忆被揭开,当往事历历在目又一次呈现在眼前,姐妹们感觉到的不是‘释怀’,不是‘一吐为快’。而是‘痛’,彻骨的痛,撕心裂肺……”

  丁当请来专业的戏剧指导老师,从剧本撰写到表演编排全方位指导,女工的戏剧也越做越成熟,从几分钟发展到十几分钟再到将近半个小时。3月8日在每年一届的“女工最牛”活动上,姐妹们的戏剧都会搬上舞台。每一届都有不一样的主题,都围绕女工自主发声。第二届活动中,丁当搜集了一百个女工勇气宣言。让她们每人以“我敢”开头写一句宣言,并举起宣言拍照。“我敢加班”、“我敢反击性”、“我敢让老公做家务和带孩子”, “我敢让老公做结扎手术”,这些宣言让丁当兴奋。

  2017年,办完第五届“女工最牛”活动之后,丁当开始筹备一个全新的挑战:她要在深圳举办女工艺术节。为了获得更多支持,她和好朋友林琳花了3个月的时间,骑行400公里,跨越5个省份,在沿开展各种形式的分享活动,同时考察不同地区的女工现状……

  三周年庆祝的最后环节是吃蛋糕。丁当挑了一首《我们是一家人》当背景音乐。我在旁边帮大家拍照,两位陌生的姐姐边吃边笑,我赶紧过去抓拍了一张。她们捧着蛋糕,用叉子插上一勺,突然送到我的嘴边:“快来嘛,你也吃一口吧,你也辛苦了。”她们说着便将奶油涂在我的鼻子上。

  第一次来到绿色蔷薇的时候,赶上了姐妹们在做女工音乐坊活动。认识万万就是在这个活动上。她们创作歌曲的方式非常特别。丁当和姐妹们围坐在一起,面对一块白板,先讨论此次创作的主题,再由主题联想关键词,然后把这些关键词连成歌词编进曲子里。这次的主题是反对家暴。我来的时候歌词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乐队的鼓手兼主唱董军用深蓝色马克笔把它写在一张大白纸上,取名为《家暴不是家务事》:

  家暴是什么?是你向我举起你的拳头,是你让我难受的沉默,是你强烈不满喋喋不休,是以爱之名进行控制。家暴不是家务事,家暴不是家务事。我要有自己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不同意我,请不要举起拳头,我不想看你的脸色,没什么道理可讲,沉默吗,习惯吗,没办法?走出来,我要报警,我要用法律自己!

  接下来谱曲,旋律也是大家一起想,董军负责引导。姐妹们为了刚才的歌词都有些疲惫了,没什么想法,有些羞涩地哼出几个音又缩了回去。董军象征性地弹了几个音符,在白板上写下“3636566”。“这个怎么样”,董军问,看到大家不说话,继续说:“那就不要从第一句开始想了,我们先想部分‘家暴不是家务事’这一句吧。”大家忽然间迸出了许多灵感,穿着灰色阔腿裤的万万哼了几遍旋律,然后高声唱了出来。她的美声唱腔激起众人赞叹。董军用吉他重拨了一遍,万万迟疑了一会,说大概是的,然后又不满意地摇摇头,翻来覆去哼唱那一句歌词。她换了好几次,终于有个旋律一出来大家便齐声说,对对对,就是它了。

  歌曲终于写完了。等白板撤下时,我看到了在讨论时写下的其他关键词:狗改不了吃屎、喝酒赌博、女人付出多点、习惯的、我不想看你的脸色……这些词生猛有力,横冲直撞,击碎了我固有的认识。后来我在绿色蔷薇号上看到,原来这天大家把主要的用在了讨论上,姐妹们像“炸开了”一样,争先恐后的分享有关家暴场景,而那句“控制”姐妹们原本嫌太拗口要将它删掉,但是丁当把它留了下来。

  万万是是绿色蔷薇社会企业的主要。她今年五十二岁,湖北人,2006年来到深圳,当时她已经四十多岁,丈夫退休,女儿六岁。因为在深圳赚得多一些,能改善家里的生活。“那时候兴出来打工,好像一个潮流一样,觉得外面的世界广阔,外面的钱好赚一些。”

  她在制衣厂做了很久,早八点上班,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晚上加班到十点,赶货时加班到更晚。那时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听收音机,在服装厂里最大的好处是每台机器旁都有插座,她可以插上收音机,听调频971的《音乐下午茶》。有一次组长她的收音机影响旁人工作,把插座线剪断,扔出窗外。她和组长大吵,买来新的线插上继续听。

  后来她做过保健员、保姆,发过,在深圳独自多年,丈夫和孩子都不在身边。丈夫有一次偷偷跑来深圳,发现她在大厦做保洁,多人挤一间宿舍,每月挣两千。他嫌弃地对万万说,工资这么低,不如在老家找份工作。

  在一个温暖的冬日上午,万万一个人在机构里低着头在长桌上做帆布袋,这是绿色蔷薇社企接到的订单。她取出长长的米白色布料,对折,沿着边线轻轻剪开,剪下的一块块长方形的布料就是帆布袋的雏形。她一边接受我们的采访,一边在熨帖的布料上印刷图案。小隔间里有两台缝纫机。

  万万前几个月从一家皮具厂辞职,她说不喜欢那里的氛围,在那里做工有种说不出的累。像万万这样年纪的女工,已经进不了工厂。招工的人听说万万已经五十二岁了,本想打发了她,但见她长得还算年轻,于是将万万留了下来。万万在厂里做打包装之类的零工。

  万万做事积极,手脚麻利,很快就得到了老板的赞赏,“老板瞧得起我,说我做事不像厂里的其他人,他们做事一点都没有。”厂里其他的工人总是提不起劲,大部分二三十岁的样子,干活慢悠悠。万万有时速度很快,组长反而一个劲叫她做慢一点,其他人也是如此说她,他们宁愿加班也不愿意快点做完。这样拖来拖去,有时厂里就需要加班,一加班就加到十一点,有时还要通宵,那些小年轻受得了,万万却受不了。每到点钟她就困得不行了,“一加通宵我的头就像木头一样,没有知觉了,我要拿风油精在我脑袋上搓热。”

  在厂里做了一段时间,万万渐渐地也感觉提不起劲,她终于明白那不是身体累而是心里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组长老说我们的包装有质量问题,要不就是这不对要不就是那不对,总之挑了一堆毛病,然后就要求我们返工。”有时万万已经包好了一千多件,组长一句话,只好拆了重包。一开始万万还能接受,时间长了万万就忍不住泄气了。

  因为完不成订单任务,工资也受了影响,进厂时说好十块钱一个钟,到最后发工资时算下来只有七块钱一个钟。工友们就更没有动力了。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厂里的风气越来越令万万感到厌恶。“我就蛮不喜欢他们这种拖拉的做事方式,因为我们是来打工的,就尽力而为嘛,你拖了老板的时间,扣的是你的工资,这不是一回事吗?”几个月后,万万选择了离开。她想,如果在这里待久了变得消沉了,老板会变得瞧不起她的。

  现在,万万回到绿色蔷薇女工社会企业做布包,这些布包有些是卖给企业,有些是卖给其他公益组织,还有一些会在举办公益市集时拿出来义卖。所得利润一部分给社企的员工做工资,一部分用作绿色蔷薇运营。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位女工来制作布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姐妹们都离开了,只剩下万万一个人。“订单多的时候就在这里做包包,订单少的时候就出去打打零工。”

  卜卫教授与绿色蔷薇渊源很深,她与丁当认识已经有十年,每年三八节会来到绿色蔷薇和姐妹们一起度过。1989年卜教授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与儿童发展研究。在绿色蔷薇成立之初,丁当原本只打算建立一个专门为女工服务的公益机构。那时她刚刚生了孩子,发现女工们常常要在家里带孩子,不太敢也没有空来参加活动,她们的生活与自己的孩子绑在了一起。于是丁当把女工的孩子也纳入了机构的服务范围。妈妈在机构里参与活动或者上班的时候,孩子就在机构里玩游戏、业、看书。

  2018年11月中旬,卜卫老师又和她们见面了,这次分享儿童的课题。没有上午的音乐坊那样吸引人,大家又没午睡,听了一会就了,万万努力抻着脖子抬头看投影,时而又垂头瞌睡。一个叫晓琴的女工站了起来指着PPT:“为什么要‘他’在前,‘她’在后呢?”所有人哄笑起来。“对对对,你说得对,”卜教授说,“不一定要他在前,她在后,也可以是她在前,他在后。那我们就换成‘她和他’吧。”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在笑声中,一双瘦弱的手地向我伸了过来,“请你在签到表上签一下你的名字和手机号码。”她叫小青,一个眼眉低垂秀气文静的女人。我在绿色蔷薇那面挂满摄影作品的墙上见过小青的照片和:

  我叫小青,想起从老家出来打工的时候,介绍的人告诉我那间工厂包吃包住,但是工作8个月后,工厂还是不给我们发工资,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吧,工厂把大门紧紧闭上,安排保安守在门口,不轻易让任何一个工人走出厂门,怕我们不回来了。受不了的工友们经过排查,终于发现工厂里有一个下水道可以通往外面。我抛弃了我宿舍里所有个人物品, 沿着下水道逃了出去,这个闹钟就是我当年在工厂花35块钱买的产品,我一直用到现在。

  “小青”这个名字是她自己取的,她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就像青草一样渺小。她在2018年11月份入职绿色蔷薇,之前,绿色蔷薇只有两名工作人员。

  25岁那年,迫于母亲的压力,小青结婚了。刚过20岁的时候,母亲开始催婚,到处托人给她介绍对象。小青相亲十几次也没成功。“因为我长得矮,所以想找个高一点的男朋友,但他们都觉得我个子不高,介绍的男生也都那么矮。所以每介绍一个,我就过去看一下,有时候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母亲觉得小青“没高文化,又没技术,个子也不高,农活也做不了,自己都没有什么好条件,还要挑什么条件好的”。母亲不断施压,小青始终己见。最后,小青心下一横,想着反正找不到喜欢的,只要是个男人就嫁了吧。男人只有一米六几的身高,家里条件比她家还要差,各方面都不符合小青的标准,但是小青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了婚。

  1999年正月,婚后第二年,小青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怀孕时,丈夫一直逼着她去照B超,说如果不是儿子就打掉,在小青的下才作罢。家里人希望她再生个儿子。小青觉得夫妻两人没能力养活两个孩子,不想生二胎。“但那些人说的话好难听的,好像真的把女人当工具了。”小青在家庭压力下还是了。第二个孩子出生,还是女儿,家人又催她生第三胎。这次小青态度强硬:“如果你们家一定要我生个儿子的话,可以叫你们儿子跟我离婚,去找别的女人帮他生。”

  家里人也不敢再提生孩子的事了。小青说她不在乎离婚,她和丈夫本就没有感情。小青打工有二十多年了,广州、东莞她都待过,做的都是流水线多岁的她,举手投足间仍然有一种青涩单纯的气质。

  2019春节前,我想去拜访小青,小青的家母有急事,她要马上回家,还发来抢票的链接让我帮她抢票。万万也因湖北老家有事,早就回去了。今年工厂停工早,好些姐妹回了老家。她们像风筝,看似飘到了天涯海角,可一旦家乡扯动风筝线,便回到筝的地方。

  那天,我来到绿色蔷薇。屋子空了不少,有些姐妹正在加班加点。丁当和几个姐妹在忙着绿色蔷薇在春节前最后一次聚餐。她们煮饺子贴对联,忙得不亦乐乎。丁当学了尤克里里,前几天刚从泰国回到深圳,她去泰国参加一个禅修课程。

  丁当第一次好好地坐在我面前接受。她戴着碧蓝色头箍,两只大大的圆耳环,大红毛衣衬得她两颊绯红,铃铛一样清脆响亮的声音始终没有停下:

  我做公益工作这么久了,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女工,其实我觉得我没有跟她们不一样,虽然我工作十二年了,但是我面对这些姐姐,每个人的故事我都还是很感兴趣,她们也会乐意跟我分享,因为平时都没有时间去讲,没有人听,只要愿意花时间,她们就会讲。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个社区,我们就是要跟她们住在一起。我也是这个社区的一份子,我跟她们也一样,我也有孩子,我也遇到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不是我教她们怎么做,而是遇到问题大家一起交流,我们都从彼此身上获得力量。

  我觉得文化艺术非常有力量,力量来自于每个人不同的故事,大家坐在一起唱一首歌,做一个舞台剧,就感觉大家都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每个人会看到不同的年龄的女工都在从事什么工作,比如说你是二十岁的女工,你可以去做服务员,但我四十岁的时候只能扫马,大家的处境没有多少不同。而通过你的故事,我可以看见我自己,在分享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发现原来你也是这样——我不是因为我就是个女的所以我要当妈妈,我就是因为我年龄大了所以找不到工作。这些问题的背后有的原因,它可以让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的这类群体的问题。

  我们的戏剧不是精英化的,它也是服务于我们的议题的,比如说性别平等之类,它的作用首先是育化自己。最重要的一点,姐妹们在这个过程中有很深入的参与,戏剧也是在讲自己的故事,而演出本身就是在行动。

  我觉得戏剧工作坊最重要的是让大家关系更近。当然会有一个最终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性别平等,或者说什么公平。我更期待大家能够形成平等互助的关系,这里大家是平等的,你帮我我帮你,而不是你比较弱所以我帮你。

  别看我们有很多报道,老实说我们接触的女工不多,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在宣传方面我们也有发,做家访,包括做外展等等,但相对来讲我们在上看起来的影响力比实际上在社区的影响力要大。其实我们做的也不够。你知道吗,其实以前我们做活动的时候,男性的人数爆表,女性来的反而很少呢。

  我做了这么多年公益,在深圳待了这么多年,但对我来说,我最有感情的、最有归属感的还是自然和土地。我现在三十一岁了,去年我过得特别焦虑,因为我觉得虽然我在深圳生活这么多年,但是我买不起房,而且它是一个生活节奏很快的城市,物价也很贵。我想五年后或十年后应该会回到甘肃,和我妈一起生活。所以我觉得我比较想五年后或者十年后回我老家生活,我想回我老家去做一些关于妇女儿童的工作。

  2018年4月,首届女工艺术节在深圳龙岗区一间文化创客园的车库会议室里开幕。这次活动对她意义重大。2017年她骑行三个月找到了一个意象:线。在绍兴,她看到工人在石油中提炼出线,这些线在纺织厂女工手中分类缠好,经过纺织机,流过女工的双手,这些线变成布匹,最后这些布匹汇聚在轻纺城,由女工分装、打包,运输到世界各地。

  2018年4月,绿色蔷薇的戏剧《她们说》正式亮相。丁当和万万等七个姐妹从缓缓旋转着舞台,在三十分钟的时间里讲述她们的故事:

  万万在一次工作时突然感到下半身瘫痪了。她想起家里的小孩,非常害怕,担心自己失去劳动能力,却又没有钱去正规医院就医。万万没有别的办法,“我想,劳动是最好的。”于是她带病上班,打针做理疗,靠宿舍里的姐妹们每天帮她洗头、搓背、按摩,几个月后她慢慢恢复了知觉。

  丁当在一家输液厂打工,认识了善良的领班。他每天都会来厂里和工友们一起工作、聊天,会把自己做的泡菜带到宿舍和大家分享。宿舍里的姐妹也非常好,虽然那里工资不高,却让丁当体验到什么叫姐妹情谊。到了深圳后,“这里再也没有了”。

  她们唯一的道具是一块2米长的大红绸布,她们将它变幻成各种造型,时而铺开成为一条拉,时而合拢缩成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红绸缎一直在她们手中挥舞。

  郭嘉仪,广东梅州人,生于回归之年,深圳大学在读学生,就读行政管理与汉语言文学双专业。立志在非黑即白的世界里做一个灰色的人。

  绿色蔷薇,全称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2015年7月在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是一家专门服务流动女性及儿童的社工中心,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六约社区牛始埔永福五巷。周围工业区众多,工厂多属加工制造业、服务业。绿色蔷薇女工社会企业由大龄、职业病、失业女工组成,是一个女工姐妹相互支持发挥特长的互助平台。

  1.《“哪一天自己能演出来、写出来,多好?”当女工接近艺术》2018年5月24日《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